為何新冠疫情爆發是成全可持續投資的契機

近年,市場對可持續投資策略的需求越來越大,以致環境、社會及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逐漸成為主流的投資議題。ESG主題得以在各地區以及資產類別迅速增長,背後因素有許多,但使原本相關議題更受注目的關鍵原因,非新型冠狀肺炎大流行莫屬。

我們相信,大流行對實體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強烈衝擊,已經令各地政府、企業主及投資者警覺到,非金融風險亦可帶來龐然的經濟威脅。當前的衛生危機,揭露了以閉關所有行業來保障人民性命對國家經濟造成的危害;而考慮到未來的氣候危機,環境風險亦可能對宏觀經濟有相同程度的打擊,

因此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而這方面正是ESG圍繞的核心問題﹕如何在追求經濟增長同時兼顧環境目標以及社會繁榮?到2020年,強制的經濟閉關措施令全球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約7%,效果出呼意料1。我們當然明白,這次是特殊情況,但又在這場危機中清楚看到,在目前的經濟基礎架構之下,要維持經濟增長並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是非常痛苦的角力。

為了同時達成碳減排及經濟增長兩大目標,經濟結構就要大刀闊斧地轉型,但我們只是剛剛起步。然而可幸的是,在重重困難面前,多國都以宏大的「綠色」預算計劃來回應危機。現時幾乎每日都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政府新公布。各國正在以這些推行在即的額外刺激措施來強調,他們決心以無損氣候的方式來振興經濟。例如,歐盟在2020年12月承諾會在其6,720億歐元的復甦基金中撥出37%來投資有助達成氣候目標的項目。2另外,拜登政府於2021年2月宣布,計劃在四年內耗資二萬億美元大幅提升交通、電力及建築行業使用潔淨能源的比重。我們認為,各國有政治決心要將綠色支出放在大流行後經濟復甦的中堅位置,將有助提振現有投資者對ESG解決方案的興趣,並為當下創造可觀的投資機會。

環境、社會、治理三大範疇

我們相信,以互補的方式同時追求可持續投資以及可觀財務成果兩大目標,並非無可能的事。我們相信,ESG可揭示出傳統財務資訊(例如公司帳目)難以披露的額外經濟洞見,然而必須將ESG的環境、社會及治理三方面拆開,因為三者所帶出的見解各有一同,尤其是在投資期限方面。

環境及社會因素的期限一般都較長。環境及社會數據揭示出推動根本變化的長期影響因素,就是我們適應氣候變化、過渡至更潔淨能源及商業行為的方式,而這點對投資極為重要。治理則較接近我們評估某間公司時,所考慮的公司業務實踐之類的傳統指標。根據我們的經驗,治理方面的資訊的而且確能增加並加深我們對盈利質素的了解。例如,我們發現,如果某企業的董事會成員較多元法,其保持盈利優勢的能力會更好3

積極管理,引領革新

就我們所見,消極投資原則上阻礙了金融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必須發揮的作用,因為消極投資不會考量可持續發展的資訊,而且完全是回顧式。

ESG數據現時已廣泛普及,以致EGS及關注氣候的規則類指數急劇增加。雖然看到消極ESG指數有所發展,我們應感到欣慰,但從數據中提煉出投資洞見、進而推動創新,以定義計是屬於積極管理的範疇。

至於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關鍵在於以行動實踐信念,因為推動變革所需的資本量極之龐大。與消極管理不同,積極管理可以透過投資、撤資及參與三者的配搭來實踐信念,從而將更多的資本投入到行為良好的企業,並撤走在表現不佳企業的投資。

我們安盛投資管理相信,如要充分發揇積極管理的威力,對ESG的責任不僅只交由ESG專家或團隊承擔。我們認為,深入的ESG分析是投資決策其中一環,應該將其融入成為文化。對於任何組織而言,培養文化都需要時間,而我們由1990年代中起就一直在努力,直到最近才做到將對ESG的專注完全融入組織的骨髓之中。

前瞻的氣候應對策略

在氣候變化方面,所有企業大致可以分成四類:

(i) 對參與應付氣候變化的興致不大或完全無,我們稱這類企業為落後企業

(ii) 已為應付氣候變化作出重大調整或已建立能迎合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的業務模式,我們稱這類企業為先驅企業

(iii) 這類企業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重要功能(例如公用事業、運輸),並且可能有較高碳排放量,但正在認真考量氣候風險,並積極降低碳排放,我們這類為轉型企業。

(iv) 這類企業的商業模式明顯促進低碳經濟,例如可再生能源或電池科技,我們稱之為環保先驅企業。

我們將氣候因素納入股票投資組合的方針原則是避開落後企業,並投資先驅企業。然而,我們的原則還包括投資於轉型企業及環保先驅企業。 

但有一個出奇地少人討論的話題是,在減碳排放方面,投資者往往要在市場的某些領域之間取捨,即應該投資大圍市場指數還是投資轉型企業及環保先驅企業。

例如,下表的甲公司有可觀的綠色收入,因為他們以風能及太陽能發電。與同行相比,他們既有良好的碳強度下降紀錄,又有較低碳強度水平(一般稱為避免碳排放),但其現時的碳強度仍然頗高。全球大多數的碳強度來自於污染最嚴重的5%企業,例如甲公司,然而,甲公司亦有利用其收入為緩減氣候變化作出相當貢獻。以上情況顯示,我們要在投資於當下絕對強度目標以及投資於轉型企業之間作取捨。

我們在與有意用投資來參與解決氣候變化的客戶合作時,雙方都遇到一項共同的難題,就是宏大的降碳強度目標或會限制我們選擇轉型企業及某些環保先驅企業。 

但投資者只要結合對撤資及投資的分配方案,就有可能降低投資組合的碳強度,並同時積極投資於致力改善營運路徑或以「綠色」收入來參與緩減氣候變化的企業。我們視之為「碳路徑」方針,而非「碳足跡」方針。這種高瞻遠矚的方針對於任何類型的投資都是至關重要。

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突顯出積極所有權(active ownership)的重要,特別是在公共衛生、人才資本及股東權益等議題上;另外我們在這段期間已加倍投入於這些議題方面的參與活動。我們身為積極的管理人員,明白到我們的職責是致力提供長遠可持續的投資,並將目標放在帶來達成投資目標所需要的成果。我們認為這些元素的方向非常一致,且能使我們恪守明確的投資原則。